可是我们得知杀害伊扎克的凶手以前曾跟踪过他。据悉，他和一些犹太团体在前苏联短期受训期间，曾经接受了一些基本的安全知识培训。有人认为，正是在那里他学会了一个花招，一面大喊大叫：是空包弹，而射出的却是实弹。他是否叫喊只是空包弹，或是有什么同谋，迄今我们依旧不得而知，毕竟，这没有区别，对吧？
凶手坦白说，1995年他曾经三次要杀死我丈夫。第一次是1月22日，他准备在“大屠杀纪念馆”开枪。但伊扎克并没有按原计划去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50周年纪念日，而是去处理发生在贝特利德公共汽车站、杀死我们29名士兵的一场自杀性爆炸事件。第二次是4月22日在耶路撒冷的诺夫·耶路撒冷礼堂举办的摩洛哥民间艺术节上，但没有请柬他未能通过安全检查。第三次是9月11日，在萨玛利亚胡立体交叉高速公路的落成典礼仪式上，他想再次出手，但没能穿过密集的群众防线。
我摇摇头，知道谋杀事件迟早也会发生。这是精心策划的一系列事件——一项狡诈而有预谋的行动。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令人想起诗人利亚·戈德伯格的话：“牺牲者的想象力总也比不上刽子手的想象力。”谁会想到，一个犹太人竟然有办法蹑手蹑脚地逼近以色列的总理？
11月4日，凶手在不足一年中的第四次尝试取得了成功。伊扎克的得力助手埃但·哈伯尔从医院向新闻媒体宣布了我丈夫的死讯。以色列最早是在星期六夜里11点50分由哈伊姆·亚文主持的新闻节目联播中知道了伊扎克的死——是在暗杀事件发生一个半小时多一点之后。
星期日早晨，我看到印有大标题与图片的报纸。我看着这些报纸……接着便无法继续看下去，把它们丢到一边。我丝毫也不怀疑伊扎克说过的话：“事情发生了。看你们能怎么办吧？”我们能怎么办呢？我们所能做的是向他，向他的英名，向他的遗产，向他独特的个人魅力表示敬意。后来，我的儿子尤瓦尔把这点写进一篇纪念演说中，去追求“和平与安全之路；齐心协力——这样我父亲才没有白白牺牲”。
星期天上午开往耶路撒冷的车中，一切都很宁静。要说的话不多。我们都很震惊：依旧仿佛是一场噩梦。灵柩停放在以色列议会前等候国葬。我们坐在伊扎克近旁有一个小时，人们——主要是政府官员和议会成员——排着长队经过。他们一个接一个走过来和我们握手，表达他们的同情，他们几乎不敢相信。有些事情我宁愿不去接受，但这种局面无法避免。
黑色的棺材顶上，覆盖着带有“大卫盾”、蓝白相间的以色列国旗……在议会大厦外面的广场上我第一次看到它，对我来说是在面对难以置信的可怕现实。
24小时当中，一百多万人列队在你灵柩前走过。你在棺材里！你，一刻也不能停息下来的人，永远躺在了棺材里。
我们坐在灵柩对面。多可怕啊。这么多来自各地的悼念者：内阁成员，议会成员，还有我们——我和孩子们——就在你的身边，只有你不见了踪影，因为你是在棺材里。简直可怕死了！
人们站在那里排队等上几个小时，只是要走过去表达他们最后的敬意，站在你的身旁，道声最后的诀别。你再也不会知道这痛苦到底有多大，我们的人民多么不敢相信这一噩耗。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失落……多么失落。你在我们心中投下了多么大的阴影，而今你给整个国家，整个世界——还有我，留下了多么可怕而骇人听闻的虚空。
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。伤心令我憔悴不堪。我的孩子们和我一样感到失落，他在他们生活中本是如此坚强的人。
我们回家时，数以百计的人等候在我们家周围，我在一时冲动之下决定向他们讲话。那里有那么多的人。我可以看到他们拥挤在路上。到处是照相机和麦克风，为的是将我们此时此刻的感觉带给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。我忍住眼泪，朝众人说话，“两枚子弹射中了这位出色的伟人……遗憾的是，当马路那边在举行示威管他叫叛徒、刽子手的时候你们却不在。你们那时候不来真是糟糕透了。可你们现在来了，这对我、我的儿女、我的孙男孙女都是个鼓励，你们用这种极好的、令人尊敬的方式来祭奠他的英灵，你们希望和平。非常感谢你们来到这里。我代表他对这种举动表示赞赏，对你们表示爱戴。”（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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